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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9周年纪念日。79年前，奋战14年之久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在新中国的航空领域中，有无数的老前辈在自己的青年、少年时代亲历了那段艰苦岁月，他们中很多人的航空梦、报国志也是从那时萌发。今天，就让我们通过他们在抗战中的十七个人生一瞬，一起了解那段艰苦卓绝的烽火年代。

  荣科：不做亡国奴，少年夜奔出沈阳；要当科学家，男儿改名救家邦

  经历事件：“九一八”事变、长沙大火、大定航空发动机厂建设

  荣科出生于1914年，沈阳人。1931年，17岁的荣科升入高中二年级，开学没几天，日本侵略者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血气方刚的荣科不甘心在侵略者的统治下生活，“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夜里就辞别父母，和同学一起躲着日军的炮火，随着向关内逃难的难民队伍逃往新民县，从那里爬上闷罐火车到达北平。1931年10月，荣科进入了以招收东北流亡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北平私立弘达中学继续高中学业。在校期间，“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他认为中国自战争以来屡受列强欺辱，就是因为科技落后，想要强盛只有靠发展科技，于是将自己的名字荣贵勤改为荣科。“科”者，科学救国之谓也。

  1938年，荣科在长沙入地方行政学校工矿辅导员班受训，不料因与在延安的同学通信，被学校开除。不久，日军进犯湖南，兵至汨罗，1938年11月13日，长沙守军仓皇中火烧长沙，当天夜里，荣科从睡梦中惊醒，只穿一条短裤冲出房门，冲出火场跳入湘江逃命。逃生后的荣科身无分文，幸而有在军医院当院长的东北老乡帮忙，让荣科当了一个上士文书，坐伤兵船去沅陵，而荣科这个文书却是“无文可写，无书可读”，做得最多的活儿是当拉船的纤夫，拉着满载伤兵的木船艰难前行。

  劫后余生的荣科后来在抗战中从事过铸铁铸钢，锑、汞冶炼，盐矿、金矿开采等工作，直到1943年，荣科才经朋友介绍被贵州省大定县新建的航空发动机厂招聘为铸造车间主任，在航发厂工作，荣科的收入比在金矿少了很多，妻子也因此失业，但他并不在乎，当时，航发厂准备仿造美国的“旋风”式9缸活塞式发动机。荣科夜以继日地消化、掌握美国资料，并抓紧试制铝镁合金铸件和钢铸件，自行研制优质铸铁材料，最终使发动机活塞环常规使用的寿命由1000小时提高到1万小时，得到了嘉奖。多年后，荣科成为了航空冶金、特种铸造的一代宗师。

  航材所领导在一起学习(右一魏祖冶、左二荣科、左一杨晨光)

  经历事件：“一·二八”淞沪抗战、“一二·九”运动

  徐舜寿出生于1917年，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时，为了躲避战乱，他转学到离家较近的嘉兴秀州中学读书。1933年9月，16岁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被金陵大学和清华大学同时录取，经过认真考虑，立志要“航空救国”的徐舜寿选择了清华大学机械系的航空专业。

  1935年12月9日，满腔热血的北平爱国学生发动了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反对成立卖国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冀察政务委员会”计划成立的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各界群众1万余人又举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徐舜寿也参加了这次运动。

  1937年6月从清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杭州笕桥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检验部门工作。后来，他评价当时的工作是“洋气十足”。“我在检验部门工作，上司依靠洋人，气焰很盛。我看不惯，所以去上海投考了前中央大学航空机械特别班。”徐舜寿后来在回忆中说。

  若干年后，徐舜寿在主持设计新中国自己的战机时，曾提出过“熟读唐诗三百首，但不要唯米格论”的观点，可见独立自主的精神，早在抗战时期就已经深埋徐舜寿的心中。

  顾诵芬：看轰炸忍辱孩童撕书本发宏愿誓造战鹰卫祖国

  顾诵芬出生于1930年，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他正好生活在北平。“七七事变”后的北平，除了社会的动荡和生活的颠沛以外，在当时还是小学生的顾诵芬心中，还有一件令他感到耻辱的事一一学校发下的书本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的，老师要求将其中所有提及国耻纪念日等有反日倾向的内容撕掉。

  “七七事变”后的7月28日，日军轰炸二十九军营地，轰炸机就从顾诵芬家上空飞过，投下的炸弹似乎近在咫尺，7岁的顾诵芬对那一幕有极为深刻的记忆:“二十九军的驻地距离我家只有几千米，爆炸所产生的火光和浓烟仿佛近在咫尺，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顾诵芬说，当时人们惊慌失措，不知道怎么是好，幸好住西屋的一位老师韩汝霖是刚从德国回来的，他受过防空训练。他对大家说立刻钻到桌子底下，防止屋顶被冲击波震塌而受伤。

  多年后，在一次报告会上，慢慢的变成了著名飞机设计师的顾诵芬讲到：“其实，这些年我在实现着一个童年的梦想。七七事变爆发时，我在北平目睹和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飞机的狂轰滥炸，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那时，我就有一个梦想——我要设计飞机保卫祖国的领空。”

  吴大观：赴考场偏巧遇战火看飞机想要改专业

  吴大观出生于1916年，1937年吴大观从扬州中学毕业，准备报考清华大学。当时的考试办法是从北京把考试卷子运到上海，在上海组织考试，考试时间是8月10日，吴大观等几个同学于8月6、7号到达上海。就在等待考试的那几天，局势紧张了起来。临到考期，有告示贴出，说是由于铁路已然不通，卷子没有运到，考试取消了。紧跟着就是8月13日，日军悍然进攻上海的中国守军，无奈之下，吴大观在上海的表哥给了他路费，要他们几个同学赶快回家。于是他们在混乱中从车窗爬进火车，走嘉沪线到了嘉定，然后又坐到苏州的火车，返回镇江。

  后来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在长沙组织了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的前身），吴大观等几个同学就写信给长沙临时大学。扬州中学当时属于名校，长沙临时大学看他们是扬州中学的毕业生，立即答复：不用考试，可以保送，只要学校写个证明就行。于是吴大观就和两个同学带着扬州中学的证明到了长沙。

  后来，吴大观随学校迁到了昆明，还在机械系念了三年。那时日本飞机轰炸很厉害，吴大观觉得得做些什么，刚巧他有一个同学是飞行员，于是他常常到同学所在的巫家坝机场的航校去看飞机，这个航校就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因为战乱迁到昆明。同时，西南联大也有一些有关航空的杂志，吴大观看了一些后，感觉自己还是该学航空，于是改了专业，这一改让中国多了一个著名航空发动机专家。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首战平型关，这是重机枪阵地。战士们没有雨衣，只能用斗笠来挡雨。苏静摄

  曾明出生于1919年，14岁参加红军，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曾明在八路军115师任连指导员，当时他们的部队在西柏坡、元氏、望都一带活动。1937年9月22日，日军第五师团一部从灵丘向平型关方向推进。朱德、彭德怀命令曾明所在部队立即向平型关挺进，伏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

  曾明回忆，战斗是从早上7点打响的，打了整整一天。他们连队先于敌人抢占了山头，进入阵地后战斗打得十分紧张、激烈。曾明的连上去180多人，回来只有90多人，伤亡7个排长。到中午时，我们已基本上消灭了日军主力。当时，日军板垣师团长官惊叹，我们从卢沟桥到现在还没有碰到这样硬的部队。这次战斗，八路军一举歼灭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1000多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这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胜利，用事实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谈到关于抗战胜利的回忆，曾明说，当消息传到延安时，我们听说日本鬼子投降了，简直高兴极了，大家敲锣打鼓，甚至有的人用木棍、筷子敲起了脸盆、茶杯。只有经历了抗战艰难困苦考验的人，才能更加理解革命战争胜利果实的来之不易。

  新中国成立后，征战多年的曾明转到了航空领域工作，曾任国家二机部航空局技术检验处处长，航空局南京511厂党委书记，二机部监察组成员。

  陆孝彭出生于1920年。1936年初，“一二·九运动”的风潮传到了南京，陆孝彭也去参加了，他到国民政府门前，要求抗日，又到日本总领事馆门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不抵抗主义”等口号。这样的爱国行为，触怒了当时的南京政府，当晚派宪兵包围了学校，把参加的学生都押上囚车，送进宪兵营房关了一夜，第二天允许取保释放。从此，南京中学被关闭。陆孝彭停学在家将近半年，才接到通知到镇江中学读高三。

  1937年，陆孝彭考入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立志走“航空救国”之路。陆孝彭进入大三那年，日军大规模空袭重庆，狂轰滥炸中，不仅正常的教学受扰，甚至还会遭遇灭顶之灾。当时森林系一位教授对沙坪坝的空袭进行了详细的统计，有一个月空袭高达28次，最多的时候有27架飞机同时轰炸沙坪坝，最凶的时候，师生一天要钻5次防空洞。洞内空气污浊，即使装有通风机，也令人作呕。陆孝彭清楚地记得，一次，一个防空洞门因关闭时间过长，硬是憋死了呆在里面的人。

  日寇的飞机在头顶滥杀无辜，作为航空工程系的学生，陆孝彭觉得这是一种耻辱，他多么想早日学成，设计制造属于中国的飞机，与敌机交战，扬我国威，守我疆土。然而，他很清楚，要实现航空救国，必须先练好本领。因此，尽管环境危险，但陆孝彭的学习却从来就没停顿过。

  1944年，表现优异的陆孝彭被派往美国麦克唐纳飞机工厂实习，后又被派往英国格洛斯特飞机公司继续实习飞机设计，最终成为新中国的一代飞机设计专家。

  宋文骢：看敌机欲造“找机弹”查身体想当“飞将军”

  宋文骢出生于1930年。在他少年时代的记忆里，日本人的飞机几乎每天都在头上盘旋，隔三差五就来轰炸昆明。警报一响全城的人就开始跑警报。宋文骢是老大，跑警报时小小年纪的他还必须背着弟妹跑。那样的日子，几乎伴随着他的整个童年和少年。

  多年后，宋文骢依旧忘不了那时的场景：“当时，中国也有飞机，但我们打不过人家。中国在地面上也有高射炮，但总是不能把日本人横冲直撞的飞机打下来。日本人的飞机基本都是集群而来，像一群群马蜂，每次来都是27架。这些飞机有时飞得很低，肆无忌惮、耀武扬威，我们躲在郊外的田地里不但能看见机身上血红的标志，有时还能看见日本飞行员的影子!”宋文骢当时曾畅想：等我将来长大了，要发明一种找机弹’，自己去追飞机，一下就能把日寇的飞机给它打下来!

  宋文骢8岁那年的一个早晨，日本飞机又来轰炸昆明。下午，他跟着母亲躲避空袭后回来，在他家前面的巷口，看着一群悲愤的人围着一张破烂的席子。这张席子下，是一具被炸弹炸死的老人尸体。他跟着众人唏嘘难过不已。他还揭起席子，看了看这位死不瞑目的老人，然后默默地跟着母亲回家，快到家门口时，他突然对母亲说道：等我长大了，也要开飞机去“东三省”，去炸那些日本鬼子！

  这种想法愈发强烈，特别是在1944年，中国军队进行滇西反攻作战时，宋文骢目睹从前线撤回的部队和伤员时。

  15岁时，宋文骢和同学商量好去报考飞行员，跑到了大理县医院全方面检查了身体。身体检查完毕，医生告诉宋文骢，他身体很好，发育全面，报考飞行员大有希望。不过医生和宋文骢都想不到的是，宋文骢后来没有成为飞行员，却成为了中国歼10战斗机的总师。

  屠基达生于1927年。1937年秋，当时正在绍兴读五年级的他亲历了日军恐袭。那一天，凄厉的空袭警报声才响过不久，日本飞机就来了。屠基达和二哥年纪还小，不懂事，就跑到屋外去看，忽然看见东郭门上空那边朝城里飞过来两架日本飞机。飞机飞得很低，机身上涂着太阳旗的双翼飞机中，每架上一前一后有两个飞行员，都戴着有大眼镜的飞行帽，上身露在机身外边，几乎连鼻子和嘴巴也看得清。不一会儿，飞机朝北飞去，轰轰几声，飞机扔炸弹了，然后它大摇大摆地飞走了。年幼的屠基达当时在想：我们怎么没有飞机呀？不说高射炮，连步枪也打得下来呀，怎么没人打呢？不是去年全国还掀起向蒋介石献机祝寿吗？飞机呢？他平生第一次接触到的战争就是这种似乎无人抵抗的轰炸。屠基达后来称：这永生难忘的一幕是我后来有机会上大学去考航空工程系要搞飞机的“思想种子”。

  1937年底，因为担心日军会打到绍兴，屠基达跟着母亲、二哥投奔在上海租界的父亲和大哥。当时的上海租界远离战争，被称为“孤岛”。1938年初，屠基达进入竞立小学五年级上学，1939年夏，屠基达考入育德中学，这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在上海租界秘密设立的三所中学之一。

  然而好景不长，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上海租界则是一夜之间被日军占领，英、法驻军没怎么抵抗就投降了。苏州河桥头等要害地方，都有矮个子的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站岗，还有沙袋和铁丝网，走过那里都觉得阴风惨惨。屠基达去学校上课，正像过去学过的法国人写的《最后一课》那样，老师含着泪给他们上最后一课，后来，不少老师和同学，纷纷秘密离开学校到内地去了，学校也由育德中学改名为博文中学。为了对占领地区实行奴化教育，学校开始有了日文课。虽然没谈政治，老师还是位年轻的女教师，但屠基达和他的同学们总是有当亡国奴的感觉，很反感，只是对付着学。尽管如此，屠基达依旧刻苦学习，为他未来实现“航空救国”的梦想打下了基础。

  陈一坚出生于1930年。他家是福州的一个书香门第，1941年4月21日福州沦陷后，年幼的陈一坚随父亲所在的学校迁往南平，当时没有防空洞，日军飞机来轰炸的时候，大家只能躲在山上存放石棺的洞里。陈一坚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日本飞行员非常猖狂，把飞机飞得很低，人在地上可以把飞行员的样子看得一清二楚。也就是那个时期，给陈一坚留下了一生无法忘记的一个刺激：因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对飞机和科学毫无概念，日军飞机空袭时，有的人因为怕婴儿的哭声被日军飞行员听到，便死死捂住婴儿的嘴巴，以至于把孩子活活闷死。这一幕惨剧，陈一坚在多年后接受媒体采访时经常提起，他说：“这种对一个人的大刺激，它是一辈子的，那解脱不了。”他说，他当时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天上都是人家的飞机，我们的飞机哪里去了？从此我就立志投身航空事业！”

  陈一坚说到做到，1948年，厦门大学开始招生，陈一坚将三个志愿全填上了新设置的航空专业并被录取。“我就是认准了要学航空、造飞机——如果我们没飞机，将来还会受人欺侮。”三年后，陈一坚又转入清华大学学习，并最终成长为歼轰7“飞豹”飞机的总师。

  陈一坚院士，桌上模型为其设计的“飞豹”歼击轰炸机

  徐定中出生于1916年。抗战期间，他从位于南昌的中央航空机械学校机械班第二期毕业后，当过飞机机械员，后来又学习飞行。1942年初，中国航空公司大量招收飞行员参与驼峰空运飞行，徐定中就报名去当了飞机副驾驶，开始了冒着生命危险空运援华物资的旅程。飞行中除了恶劣天气的影响，还有日军战机的袭扰，他们经常派飞机来拦截没有抵抗能力的运输机。

  徐定中晚年曾在自述的《难忘驼峰飞行》一文中称：从汀江至昆明来回飞一趟空中的时间是六小时，但有时一个来回飞行结束后由于物资积压或是飞行人员周转不过来，还要加飞一个单程即三小时。每人每月累计的飞行时间至少上百小时，更有甚者在一个月内可达数百小时，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严重超时飞行，但在驼峰空运期间根本就不算回事……在驼峰空运的后期，天气好的时候我们飞行中在能见地面的情况下，偶然间也会在航路上发现一些银光闪闪的飞机残骸，这些飞机坠落地点不是在重重叠叠的深山老林里，就是在深渊的峭壁下……

  新中国成立后，徐定中随同白云机场其他人员一起被移交到民航广州办事处，在此期间，他与其他管制员制定出了新中国民航的管制条令、条例，之后还当过领航教员，教过的学生遍布各个民航机场。

  1994年冬季,徐定中和夫人赵敏在昆明驼峰飞行纪念碑前留影。

  抗战胜利已经79年了，在这79年中，曾经经历过抗战烽火的老一代航空人，怀着“航空报国”之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航空领域的奇迹，作为新一辈航空人，我们当继承他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抗战精神与“航空报国”精神一代代的传承下去，为祖国的航空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